为结婚率保护“假证骗婚”?这是歪曲理解婚姻法
栏目:行业动态 发布时间:2019-12-26
文 | 沈彬近日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(草案)》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,其中一则关于“假证骗婚”的条款变动,在网上引发极大争议。草案之前有一条规定,以伪造、变造、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无效。但有专家提出,以假证骗取结婚登

文 | 沈彬

近日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(草案)》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,其中一则关于“假证骗婚”的条款变动,在网上引发极大争议。

草案之前有一条规定,以伪造、变造、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无效。但有专家提出,以假证骗取结婚登记的情形较为复杂,其中既可能有重婚、未达到婚龄等问题,也可能仅是违反结婚登记的形式要件,不宜一律认定为无效,可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婚姻效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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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细节在舆论场被放大。因为近年来社交媒体对于男权、逼婚等议题分外敏感,这一变动也被一些人解读为“假证骗婚也有效”,甚至被歪曲理解成了立法机关为了提升结婚率的无所不用其极。对骗婚的反感、对婚姻中弱势群体的担忧,都可以理解。但就此给草案条款变动扣帽子,也是不理性的。

大家不妨先问个问题:你选择结婚的那个人,需不需要政府来“把关”?如果政府动辄能决定你的婚姻是否有效,是否侵犯到你的婚姻自由了?

事实上,对于结婚登记程序进行严格的程序限制,是在挖自己公民权利的坑。举个例子,现行《婚姻法》第8条规定,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“亲自”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。

可是如果,一对夫妻结婚十年之后闹掰了,为了分财产闹到法庭,结果律师心生一计,发现当初因为一方出差的原因,去登记的只是一个人,没有“双方亲自”去,那么,这段婚姻算不算彻底无效呢?如果按“解除同居关系”来处理,没有夫妻共同财产可分,这公平吗?

现实来看,中国地方非常大,有些地方之前结婚登记的程序管理粗放,还有些地方的身份证管理过去比较混乱,一个人有几个身份证不算罕见,或者有的是没有到法定婚龄就冒用哥哥、姐姐的身份证去登记。如果这些婚姻都算无效,是不是有可能反而伤害婚姻关系中的弱势一方?

所以,掌握网络舆论话语权,本意想为女性维权的网友,还是要多一点现实感,不要轻易用大城市的五环内见识去度“五环之外”。“冒用身份登记”不一定就是PUA人渣,况且,民政部已推动婚姻登记信息互联互通,二代身份证+人脸识别,已经让冒用证件的“增量”问题越来越少,但是,立法还得面向过去证件使用混乱时期的“存量”问题。

从法理上说,这次修的是民法,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,首先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,而不是强化政府监管。要明白,婚姻登记这个行政行为的本质是“行政确认”,而不是行政审批,民政局没有权力“同意”“不同意”你结婚。结婚本身是一个民事行为,应该基于当事人意思一致,婚姻登记只是对婚姻关系的确认。

现行的《婚姻法》也没有“使用冒用证件进行婚姻登记”必然无效的规定,因为这需要由当事人行使撤销权,由法院根据当事人当初进行婚姻登记时是否基于自愿,做出个案化的判断。

2001年的新《婚姻法》废止了结婚需要由单位出证明的制度,更多体现的是婚姻自由原则,避免了用人单位对员工结婚的干涉。近20年之后,修订民法典的基本原则,仍然是保障婚姻自由——结婚的自由,离婚的自由,以及不结婚的自由——而不是为这样的婚姻自由设置更多的障碍和行政壁垒。

当然,自由也意味着责任,遇到渣男也是“自己的选择”,千万不要指望通过提高婚姻登记的门槛,让民政部门帮你把这个关。

同样的婚姻自由也体现在离婚自由上,目前民法典拟设立的“30天冷静期”,是否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,是否损害了婚姻自由?

网上浓浓的反婚、恐婚情绪,可能将有意义的讨论给遮蔽了。总之,婚姻不值得仇恨和诅咒,民法的本质是捍卫自由,并且承担责任——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达成各种契约,包括婚姻的契约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无论是“离婚30天冷静期”,还是一刀切规定涉及假证的婚姻关系无效,都有违婚姻自由的原则。